社稷坛本是明清两代朝廷祀奉“太社之神”和“太稷之神”的祭坛，位于端门之西，与太庙相对，形成“左祖右社”的格局。整组建筑群以内外两圈坛墙环绕，北面的内坛墙设有三间正门，南、东、西三面各设一间大门，中央筑坛，坛上覆五色土，此外还有戟门、拜殿、宰牲亭、神厨、神库等建筑。作为皇家坛庙，社稷坛地位崇高，但清朝覆灭后即失去了原有的祭祀功能，到1914年那会儿已经非常荒芜，遍地杂草，还有人在里面种植苜蓿、饲养家畜，环境脏乱，亟待整治。
中央公园兴造之始，由段祺瑞领衔的六十位社会名流发起募捐，半年即筹款四万多元，用于开辟园门、修筑道路，并利用拆除天安门前千步廊的废旧木料对坛内建筑进行维修。
1914年10月10日，中央公园正式开放，吸引了大批游客。公园以董事会为最高管理机构，由朱启钤任会长，亲自操持规划，每年都在园中增葺山水、亭榭、花木，仅1915年一年就完成了唐花坞、大木桥、松柏交翠亭、投壶亭、碧纱舫、来今雨轩、春明馆、绘影楼、扇面亭、国华台、大鸟笼、格言亭等多座建筑的建设，基本奠定了公园的整体格局。
1915年，袁世凯妄图称帝，朱启钤积极拥戴，并出任登基大典筹备处办事员长。次年，袁世凯在讨伐浪潮中忧病而死，朱启钤被列为帝制祸首之一，遭免职通缉，但仍继续主持中央公园的各项事务。1925年孙中山先生于北京逝世后，曾在中央公园的拜殿停灵，为了表示纪念，1928年此园更名为“中山公园”。
1929年，朱启钤创建中国营造学社，营造学社的办公场所设于紫禁城端门外的西朝房，属中山公园的管理范围。营造学社的多位成员同时兼任中山公园的董事，时常在园内举办展览、雅集，对园景建设亦有参与，进一步提高了中山公园的艺术品位。
1937年7月底，北平沦陷，中山公园先更名为北平公园，后又恢复中央公园的旧名，但未遭任何破坏，相反继续得到建设。当时，公园的董事会中有数位董事已沦为汉奸，但以朱启钤为首的大多数董事坚守气节，不与日伪合作。
1939年，中央公园的总面积已达三百六十二亩，山石嵯峨、荷池清雅、亭榭轩敞、花木繁盛，而且基础设施完备，游乐项目丰富多彩。当年，董事会编印了一本《中央公园廿五周年纪念刊》，详细记述了此园的发展历程、风景概况和管理制度。书中没有任何献媚日寇的言辞，而且字里行间依稀可见“借题发挥”宣扬民族精神之处。朱启钤在开篇序言中强调：“斯园也，乃古之国社。……是斯园为我先民奕世精神所寄托，亦已伟矣、重矣，固非以园林视之，徒侈耳目之游观己也。”其言铿锵，将此园比作中华文化精神的象征，既伟且重，虽山河沦陷，园亭失色，但这种精神并未磨灭。
景物灿然
中山公园创建后，首先对社稷坛内的古建筑进行保护与维修，对坛墙内的古树进行维护。但原来的社稷坛只是一处空旷的坛庙，景观建筑很少，植物品种单调，也无假山流水，缺乏公园的服务设施。管理者在保留原有文物的基础上不断添建改进，如此才形成了真正的园林景象，被誉为“旧苑新公园，城市胜林壑”。
整座公园以内坛墙为界，形成了内、外两重园林空间，格局近似于“回”字形。内坛墙之内是社稷坛的核心部分，其中的历史建筑除必要的修缮外，极少更动，体现了对文物古迹的尊重；内坛墙四面辟门，其正门为坛北门，与戟门、拜殿、社稷坛构成一条完整的轴线，格局严谨规整。内坛墙之外则兴作较多，点缀假山、水池和亭榭，增加游赏的趣味。公园外墙南端开设了新的大门，向西作了拓展，还将端门外的西朝房划入园区，使公园的面积扩大。轴线两侧的空地新设方形、圆形以及其他形状的花坛、草坪，成为古老祭坛、神殿的新式衬景。
中山公园的很多园林建筑、山石小品是从别处移来的特殊文物，为此园增色不少。当时圆明园历经多次破坏，彻底沦为废墟，残存的山石、砖瓦和建筑构件不断遭到军阀、盗贼的偷窃抢掠，公园董事会于1915年致信溥仪内务府，要求将圆明园的部分遗物运到公园妥善保存，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兰亭八柱、露水神台以及青莲朵、青云片、搴芝石、绘月石四块奇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