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海上公共园林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伴生物

 

　　经历开埠后近百年发展，1942年上海全境总人口约392万，外侨人口达到峰值150 931人，华人占比96%，形成一个以华人为主体，融合了西方侨民利益和文化的现代城市自治体制，组建志愿武装、巡捕房、救火会，还有比大清邮政更早的工部书信馆，依靠纳税人的税收维持，为市民服务，不受制于外界政府。基本法《土地章程》约定四项基本原则——“自治”、“法治”、“安全”、“自由”，前两项是制度基础，后两项是纳税人基本权益，共同构成市民意识的核心，制度的建设是以人——共处的居民的利益为根本，政府公权受到约束，市民私权受到保障，新闻、宗教、教育、文化、艺术摆脱桎梏，个性获得伸张。1900年北方拳乱，南方督抚以上海地方中立原则为援例，形成“东南互保”，避免乱政丧邦。1908年清廷仿行宪政颁布《全国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次年上海遵宪实行地方自治。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同样极力主张以县为单位地方自治。

 

　　新体制的产生给原本躬身在专制集权下的市民社会雏形带来伸展机遇，断绝与农耕经济的脉弦，在一片荒滩上依照西方的认知从零开始擘划全新的人居环境，在数年间便形成道路成网、设施便捷、建筑齐整、环境清洁的现代都市风貌，与县治旧城反差强烈。城市经济和市民意识兴起，建设形态丰富、功能复合、服务多层次需求的公共空间为居民共享，不仅满足往来移动的需求，也是人们相互接触与沟通的空间。既有写仿的现代化城区，公共性园林作为西方现代都市的必要配置自然不可或缺，产生出市政公园和经营性私园两大类，远道而来的西方工业文明作为一种洋场时尚出现在公共空间中。在人心思变的社会改良风潮中，作为怡情娱乐场所的公共园林尚肩负着开启民智的教化使命。

 

　　二、城市公园的开放历程是市民平权意识践行典范

 

　　作为中国第一座近代城市公园，外滩公园不仅是中国城市建设史上的里程碑，也是市民利用法律和舆论工具，在既有制度内持续挑战公益分配而最终取得彻底成功的平权经典案例，证明在市民自治社会中通过渐进温和公开的社会对话而非对抗冲突，实现全民福祉的现实意义。

 

　　1868年8月8日，外滩公园正式对外开放，面积30.48亩，英文名称为Public Garden，中文译名公共花园、公家花园或公花园，1936年改名为外滩公园。外滩公园从开放之初，便不同程度地限制华人入内游园，并引起其它市政公园的仿效。按照习惯认知：“公园从开放时起就不准中国人入内，甚至在公园门口挂出过牌子，规定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因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上海园林志，2000）事实上，经过比对1884年、1913年和1917年的公园规则（仅有英文官方标识），中外研究者基本认定因为规则中有分别限制狗和华人入内的英文条文，“引起爱国人士的普遍不满与愤怒。这一规定后来被民间概括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上海外事志，1999）在民族主义高涨的20世纪初，这一种族歧视色彩鲜明的认定充斥在集体和个体记忆中，约定俗成，这块告示牌的存在意义已超越作为物质型态的可能性。

 

　　城市公园的歧视性政策终结于1928年，是华人市民代表前后历时50年，在不断扩大的华人社会话语权背景下，有理有节的平权典范，此项过程大致分为2个阶段。从1878年6月《申报》刊文呼吁“请弛园禁”发端，到工部局从1886年5月24日起向“受尊敬的品格高尚的中国人”发放游园券，并于1890年在苏州河南岸另建一处较小的“华人公园”。经过初步妥协后的20多年沉寂，外滩公园在1920年代中期随着民族情绪激发重回公众视野，如果说前次的交涉是基于人情事由的商榷，这一次则是从法理上对不公限制的根本扭转。著名律师冯炳南(1888–1956)依据《上海租地章程》中对公园服务的市民界定上并无中外区分，进而从语义、法理和流变多个角度条分缕析工部局“并无权力不准中国人或其他国籍之人入其所管理之公园也。”1928年4月18日，纳税外国人年会正式作出决定，从6月1日起，界内公园一律向中国人开放。开放当天的外滩公园人流如潮、“水泄不通”。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维权过程中，作为民意代表的华人精英阶层无论在表达方式、事实陈述上，还是在舆论配合、法规调研上都表现出高度的克制性和专业性，进退有度，最后赢得对手的尊重和理解，双方依托制度，程序合理，有问必答，持续渐进，达成共识，显示出在现代城市环境下迅速成熟的市民意识的效力，“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上运用理性”（康德语），追求社会改造和公共进步。

 

　　三、经营性私园是市民社会育成期的社会综合体

 

　　虽然江南私家园林的有条件接纳社会游客自古有例可循，但作为经常项目向外界开放是在城市公园出现后的风气。在1928年前，四大公园（外滩、顾家宅、虹口、兆丰）都限制华人入园，刺激民族商家自谋出路，将私园改造对外开放，以期与外侨特权分庭抗礼。在传统私园向公共性园林转型过程中，以张、徐、愚三园影响最大。

 

　　张园本是英商花园住宅，1882年被无锡旅沪富商张叔和(1850-1919)购得，经改造后于1885年开放，后请英国建筑师设计“安垲第”，花园面积达到61.52亩，是外滩公园两倍多。张园沿袭大草坪+广厦的欧式庄园格局，北区规则开阔，气势轩昂，南区林沼幽深，曲折生动。园内设施丰富，餐饮、住宿、摄影、观剧、焰火活动应有尽有，电气屋、抛球场、网球场、溜冰场、弹子房、舞厅无所不包，各类时尚新奇展示消费独领风光，千人大厅更是集会演说的首选之地，从1897年12月到1913年4月，张园举行的较大的集会有39起，称作为中国的“海德公园”。开放以后的二十多年中，张园一直是上海最大公共活动场所，三教九流，雅俗共赏。

 

　　上海《申报》曾评论沪上名园，认为“张园以旷朗胜，徐园以精雅胜。”徐园本盐官丝商徐棣山(1843-1901)的私园“双清别墅”，占地3亩，建于1883年，1887年对外售票开放，1909年迁址扩建。徐园纯取传统造园手法，园中十二景，幽雅古朴。全园坐北朝南，东部多楼堂，西部以池为中心，环水曲廊。池志澂(1854-1937)在《沪游梦影》中称“园不甚大……穿云度水，曲折回环，其布置已为海上诸园之最。”作为园中园的又一村，1896年6月30日在此放映“西方影戏”是电影在中国的首次登陆。1888年3月1日开业的徐园悦来照相馆也是上海最早出现的商业摄影社。徐棣山于组织曲会、琴会、诗会、棋会、花会外，还在1889年组织徐园书画会，多次举办中日绘画展览会，1924年后园中常设戏台邀苏州昆曲传习所登台。徐园活动虽不失娱乐性，但参与者多有诗词曲赋、琴棋书画、花卉盆栽的品好，非普罗大众之趣，成为沪上文人雅集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