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文人们一直在探寻园林艺术的历史，努力想证明园林艺术同其他艺术形式一样，在中国有着非常悠久的传统。他们主要依据的是《诗经》中的许多描述，其中提到了平台、水塘和果树。这些古老的诗歌并没有呈现出实际的园林景象，然而，当时确实有挖水塘的风俗，把挖出的土堆在房子周围，形成小山和平台（最初用于祭祀土地）。大概就是在这种风俗的影响下，园林艺术逐渐发展起来。

 

　　秦汉时期，伟大的皇帝们试图维持长治久安，通过富丽堂皇的排场显示其巨大权力。他们为自己建造各种宫殿，不仅有游乐场所，有珍奇树种，更有层叠假山、亭台楼阁、水塘、长廊。无论规模还是装饰设计，这些宫殿都远远超过之后所有的皇家园林。我们经常提到这样的宫殿，例如秦始皇的阿房宫、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极为精美的未央宫，位于现在陕西省咸阳市附近。依据当时模糊而又精彩的描述可以判断，这些园林更像是用来狩猎的，其中有大量珍禽异兽，树木枝繁叶茂，亭台楼阁装饰得十分奢华。

 

　　完颜麟庆晚年在清江浦住所的小竹舫

 

　　皇帝们建造这样华美的园林，不仅出于对自然的热爱和某些实际需求，而且出于对道家自然神秘主义的极大兴趣。他们渴望把自己的住处变成人间仙境，希望借助长生不老药和一些修行实现永生，尽管有时这样的办法似乎反而导致了折寿。宋明时期的艺术家对此大肆渲染，极力描绘这些美轮美奂的宫殿和园林。他们赞美大理石的平台、精致的楼阁、高耸的宝塔、开放的长廊及其他建筑元素，将其置于繁茂的树木和镀金的石头之中，白云缱绻，岂不妙哉！他们的绘画跟文字一样，既震撼人心又美妙绝伦，但完全没有史料价值。（参见184页，图88）

 

　　汉朝另一座著名园林是梁孝王曜华宫附近的休闲公园——兔园。传说其中有一座百灵山，有一个洞穴叫作栖龙岫，还有鱼池、珍奇树木和花鸟。这个园林的众多构成元素都成了后世中国园林的主要特征。在同一时期及其后的几百年中，有几座园林中也有洞穴和山峰、蜿蜒的小径和水道、葱茏的树林、蔓延的植被，这些绝佳景致都给人留下了繁茂而又随性的印象。但这些园林最重要的特征是精心建造的假山，主要由取自北邙山和附近其他山丘的石块构成。毫无疑问，这些更加精美的游乐园林中基本的构成元素是山水。

 

　　中国园林与18世纪欧洲园林的中国风

 

　　大体上，园林艺术的发展延续了风景画的发展路线，这两种艺术都源于道家哲学的浪漫主义观点。道家主张内在和外在的“回归自然”，即人类个体在精神和物质层面与自然建立起最为亲密的关系。人类个体的生命反映出与自然界不断变化的生命形式相一致的节奏。例如，著名画家顾恺之和宗炳（公元375—443年）认为，绘画应该可以替代自然界中的实际场景；宗炳还认为，一幅好画能使观者仿佛漫游在阴暗危险的悬崖峭壁。这种理念为绘画以及园林艺术奠定了基础。

 

　　封闭式园墙中，树木和岩石环绕的禅室。扬无咎（12世纪早期）作的水墨画，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藏

 

　　道家学者和艺术家们，在他们的简单住所或隐居之地周围建造园林，这样的园林在设计的规模和标准上与富有的贵族们所建的园林大不相同。这些园林通常规模较小，且位于一些人迹罕至的地方，如山间或河岸。山上的梯田种着竹子和李树，河岸上种着柳树，房屋外面满是果树和菊花；园林四周被竹子或是枣树树枝做成的篱笆围起来，在一些后世的园林中也可以看到。这样的园林有助于与自然建立更加亲密的联系，将居住于园林中的人与他们在生活和作品中试图表达的独创性联系到一起。

 

　　这些哲学家对其园林的重视以及他们所感知到的与花草树木的共鸣，可参见陶渊明的散文诗《归去来兮辞》，这首诗作于5世纪初。陶渊明辞去朝中官职归隐田园，悠然自得，赋予他的诗词一种恒久的乐趣。这里引用诗中的一部分段落：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乃瞻衡宇，载欣载奔。……三径就荒，松菊犹存。

 

　　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汉朝皇家避暑山庄想象图。明代金边勾勒的彩图，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藏。

 

　　然而，这不只限于道家的自然神秘主义者和对园林感兴趣的诗人们。新引入的佛教也对园林艺术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在4世纪至5世纪，此时的佛教有了越来越多的变化，各地都建了许多寺庙。这些寺庙大都建在风景优美的地方，可以建造各种各样的园林。最知名的分支之一慧远（公元334—416年）创建的白莲社，其圣城在江西省庐山市。

 

　　这里有一座很大的自然园林，来自全国各地的弟子们云集此处接受教导。回到家乡后，他们就竭尽全力建立类似的组织和所谓的庐山园林。佛教促使人们更加深入地到自然界中生活，进而成为绘画和园林艺术的灵感来源。当中国人结合本土的思想形式（例如禅宗）改变了印度宗教后，这种发展变得更为明显。自然的泛神论是道家思想复兴、提炼后形成的，这一思想与内省的宗教形式屡次相互作用，特别是在宋明时期。这对绘画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从而间接影响了园林艺术。

 

　　富人们转向了这种新的宗教，离开园林来到佛教寺院，其目的是当他们死后到了另一个世界时，还能确保其特权。这种现象很常见。《洛阳伽蓝记》刊于公元547年，其中详细描述了张伦的一座园林：“园林山池之美，诸王莫及。伦造景阳山，有若自然。其中重岩复岭，嵚崟相属。深溪洞壑，逦迤连接。高林巨树，足使日月蔽亏；悬葛垂萝，能令风烟出入。崎岖石路，似壅而通；峥嵘涧道，盘纡复直。是以山情野兴之士，游以忘归。”

 

　　鸡冠。依据徐崇嗣（世纪）的画而作的木版画

 

　　这种描述相当模糊，但确实细致地记载了园林基本规划中的一些有特点的元素，例如小路、水道、假山，使整座园林达到如画般的效果。显然，这与后世园林原则上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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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园林与18世纪欧洲园林的中国风

 

　　更加著名的金谷园最早出现在4世纪，为当时最富有的人石崇所有，但我们很难从一些传奇的描述中得知这座富丽堂皇的园林的全貌。当时居住在此的是一名叫作“绿珠”的女子。后世有一些艺术绘画，如明代仇英的画作也呈现了金谷园的样貌，这位画家用尽了所有才能去展现节日的光彩和女性的优雅，但对我们而言并没有实际帮助。（参见186页，图96）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关注古代的绘画，会发现一个类似园林风格的主题——研习亭或隐士住所，通常位于山间平台或峡谷之中。相比装修华丽的宫殿式园林，这样的园林出现的频率更高。自然园林与居住于自然之中的需求联系更为紧密，诗歌、绘画以及园林艺术都可以反映这种需求，有时甚至进行夸张强调。在众多描写僻静的亭台和园林的诗歌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诗人谢灵运的一首诗《田南树园激流植援》，直到现在仍为人称道。尽管诗风简明，却成功塑造出一种传奇的氛围。他这样写道：“中园屏氛杂，清旷招远风。卜室倚北阜，启扉面南江。激涧代汲井，插槿当列墉。群木既罗户，众山亦对窗……”很明显这是一座小而隐秘的园林，北面靠山，南面开阔面向河流。诗中只提到了木槿，但无疑还有菊花和竹林，以及其他更高大的树木，树枝形成的阴凉遮住了亭台。

 

　　源于石崇所有的美丽花园想象图：《金谷园图》。创作于16世纪早期，仇英（16世纪）作，日本京都知恩院藏

 

　　都城位于南京的刘宋（公元420—478年）时期，与自然界情感相关的艺术活动进一步增多。风景画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分支。与王维笔记中所写的自然不断变化的情绪一样，这些笔记以及对于其他同时代画家的观察，对园林艺术发展都有影响，但这些内容已经超出了我们的研究范围。这一时期，这两个艺术的分支已经产生了密不可分的联系。从现在的覆刻本来看，著名画家张僧繇（活跃于6世纪初）似乎已经发展出了一些典型模式，以呈现这样的情景。其中有一处隐士居住的草堂，在山脚树林之间，山间河岸边有一座开放的亭子，林中有一处繁花盛开的水塘，其他画作中还有一些类似内容。此外，有时会增加一处小园林或者果园，抑或多节的松树和随风摆动的竹林。但是，正如前文所述，隐士居所也可能位于湖岸或河岸上，这里的柳树及其他树木会提供阴凉，有充足的空间可以栽花种树。

 

 

　　中国园林与18世纪欧洲园林的中国风

 

　　北宋赵大年和李玮的画作中已经展示出这些不同种类的元素，前者呈现出的是一座开阔的亭子，建在一小块伸入水中的陆地上；后者展现出的是一个隐居或避暑之处，位于山脚下，有几座围墙环绕的小亭子，竹林繁茂。（参见137页，图10；140页，图16）出现较晚的是扬补之的一幅水墨画。画的是一座园林的围墙，墙内一座低矮的茅草屋占据中间位置，剩余区域都被隔开，大概是为了种花或药草。（参见184页，图91）从画上看，这座园林并不完备，但目之所及，皆是岩石、松树、竹林和花草。中间的小屋为居住者提供了免受打扰的清净之地。大约与此同期的还有之前提到过的徐世昌的画，他画的是一处依水而建的研习亭，水一直流向山脚下，山脚下有一小块土地被尖尖的篱笆围了起来。竹林和抽芽的李子树向篱笆倾斜，挺拔的松树和光秃秃的柳树位于前景左右。这种布局很典型，雾蒙蒙的天气也是如此，山峰的轮廓显现出来。自南宋开始，马夏画派的艺术家们都特别偏爱这类画作。